以房养老为何会“水土不服”

  以房养老作为社会养老的一项辅助，不但可以增加养老收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也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一种商业文明。这一商业保险产品在很多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存在，也非常受到老年群体的追捧。然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从 2014年7月1号起，保监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推出“以房养老”试点。但在项目运行两年来，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效果。截至今年5月20号，全 国完成业务投保流程的仅有47人、38户。呈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以房养老，就是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 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之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 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这项“养老保险”刚一推出，立刻就受到社会的广泛热议，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按说，拥有完全房屋产权的老年人，将房屋抵 押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经过评估核算价格，然后按月发放给投保人。在老人去世后“多退少不补”，一般情况下，一套普通的商品房投保后之后，投保人每月都能享受到千元以上甚至数千元的“养老金”，如果投保人再享有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合计的月收入非常可观，对于改善晚年生活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

不仅如此，投保人在房屋抵押之后，除了不能买卖交易之外，投保人既可以长期居住，也可以对外出租获得收益，与此前没有任何区别，对于投保人无疑非常“划算”。如此“惠民”的以房养老何以不受老年群体待见？综合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难容以房养老

在 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观念中，普通百姓对房屋的重视程度可以与爱儿女相提并论，是最厚重的“家业”。自己甘愿受苦，将房屋留给子女的观念几乎渗入每一位老 人的骨髓之中，除非无儿无女老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否者即使子女已成“大器”，完全不需要继承老人的任何资产，老人也未必愿意将“老宅”抵押养老。相 关报道也显示，即使全国已经参加“以房养老”的38户家庭中，大多也是无儿无女或是“失独”夫妇。非但普通家庭没有老人愿意“投保”，高收入家庭的儿女更 不屑让老人参与这种“以房养老”。

在父业子传、子承父业观念已经渗透血脉的“国情”环境下，带有现代浓郁商业气息的以房养老自然无法被普 遍接纳。尽管这种传统观念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伦理，存在的不少弊端，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阻碍现代社会的制度文明与进步，但他也是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的 重要纽带。政府和法律法规不宜也不能加以干预。随着经济发展和固有观念的逐步改变，以房养老或可被国人慢慢接受，因此，推动以房养老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 心。

制度设计需要科学，不能“瞻前不顾后”

尽管推出以房养老的初衷是“惠及”老年群 体，对老人们也非常“划算”，但细致思考一下，无论对投保老人还是保险企业却都存在不少无法预知的潜在风险。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房价都呈上升趋势，在某些 地方甚至“一天一个价”。而在市场房屋面临去库存，房屋开发和土地财政热情未退等多重矛盾的纠葛中，未来的房价还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只有房价走势平稳，风 险可以预知，对于以房养老的推动实施才更利于获得“双赢”，否者，将来无论房价是大涨还是大落，注定都会让一方利益大损而另一方收获“暴利”，因此，以房 养老需要以房价平稳为前提。

另外，出于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以房养老无论在产品设计还是将来的具体操作上都无法避免会“偏袒”自己，尤其 当遭遇市场风险时，处于“弱势”的投保方自然无法与保险企业相抗衡，而且由于投保产品各项条款的设计都是基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距离最后全部履行合同 尚有很长时间。暂时的“合作愉快”不意味着能够善始善终。尤其值得注意的，在老人去世后，最终如何具体操作，不但条款存在“模糊”，甚至连保险企业的员工 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这就给将来存在纠纷埋下了伏笔。对于“无儿无女”的老人或不存在顾虑，但对于很多有子女的老人，就不能不谨慎权衡。而“参保容易理赔 难”是时下各保险产品存在的共性问题，且已成为“社会共识”。以房养老市场遇冷难以推动，与人们对这一产品的信心不足显然也存在重要关联。

以房养老不能削弱政府应承担的养老责任

尽管在以房养老政策刚以推出时，面对社会的热议，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表示，国家在四种主导养老模式的基础上，鼓励各方面力量投入，做大整个养老服务产业。这其中包括鼓励金融保 险行业开发面向养老服务的产品，“以房养老”试点就是诸多养老服务产品中的一个选项。很显然，“以房养老”只是作为今后养老产业化的一个“金融产品”交由 市场运作，但这也与国家相关养老政策的持续稳定休戚相关。人们注意到，最近几年来，养老基金是否出现亏空，延迟退休究竟如何实施，医疗改革何时能完全化解 看病难、看病贵等，虽然争议的“沸沸扬扬”，但直到如今都没有定论，这也使得未来的养老状况存在诸多变数。人们甚至担心以房养老的推动实施会让政府淡化应 承担的养老责任。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依然是最主要方式，而上了岁数的农村老人又是整个社会所享受养老金最低的一个群体，每月享受的养老金数额 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即便如此，老人也不愿参与“以房养老”，老人把自身的养老寄托在儿女身上，而女儿又把自己的养老寄托在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惠及上。进 城务工农民工普遍对缴纳养老金信心不足，正是出于这些年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大，使得他们对于“政府养老”有了更多的期待。更不愿参与以房养老。

这就可以看出，城镇老人宁愿抓住房屋这个“老本”，让自己拥有应对政策变数的更多资本，一旦出现不时之需“有房就有钱”。而农村农民则普遍对国家惠 农政策有更多期待，更相信社会的发展，政府不会对他们的养老问题“坐视不管”，而农村房屋普遍存在的手续不全和商业价值不高，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既不愿以房养老，保险企业对这些住房也不会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