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教授在开幕讲话中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其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带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等的重大变化，其对国家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影响是全面、深刻、持久的，只有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应对好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中、 日、韩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虽然处于不同的阶段，但应对老龄化却有共性，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应当包括现金支持与生活服务，还需要有 长期护理、精神慰藉、临终关怀、殡葬服务等内容。从养老保障的主体上看，中日韩养老保障的发展趋势从简单的去家庭化、社会化，已转变为重新强调家庭责任， 并为其提供全面的社会支持。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
与会者认为，应对老龄化需要把握其致因并科学预测其发展趋势。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第二室长小岛克久指出，日本自1970年进入老年 型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致因主要来自老年人口的增加和总人口的减少或是增长少于老年人口。在2040年后，日本将迎来“老年人口减少中的老龄化”，以及地区 间“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圈”及“老年人口减少中的老龄化非大城市圈”的局面。韩国中央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教授金教诚认为韩国社会老龄化的准备尚不充分， 无法应对老龄化风险，为了实现智者们的“健康社会”需要更多的政府介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指出，中国老龄化规模庞大、势头强 劲，其致因有寿命持续延长，也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而伴随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空巢化而来的，是老年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其情形较日、韩人口老年具结 的自然进程更具复杂性。
养老金制度与老年人贫困存在着内在关联
经济保障作为养老保障的主要内容，如何充分发挥公共养老金的贫困预防功能是本次会议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日本大分大学教授垣田裕介通过调查发 现，日本无家可归者的老年人达到老年总人口的30%，基于家计调查的最低保障带来了污名化问题。同时，现行财政方式转移中课税方式不合理导致无法保证公共 养老金有效应对老年人贫困风险，建议摒弃就业加年金实现经济自立与最低生活保障全权负责的救助两分法。韩国中央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教授金渊明从国民年金与财 政稳定化展开讨论，他指出过分强调国民年金会带来财政不安定的问题，可能导致公共年金走向民营化或市场化方向，而通过降低收入替代率实现的稳定财政会导致 公共年金职能的削弱。公共年金制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一生的劳动收入的均等化以及通过保险方式实现贫困预防。当前韩国国民年金的改革过于强调财政不安的问 题，因此，他建议有必要从公共年金制度原有目标的消费均等化及预防贫困角度上再次省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在分析中国养老金问题时指出，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有利于增 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能力、互济功能，有利于改变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与结余不均衡的状况，提高基金承受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养老保险的公平性、适 应流动性，促进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建议在坚持统账结合的前提下，实行大统筹加小非典型“名义账户”（可保留法定继承权），将个人账户实账积累改 为确定缴费的名义账户制记账管理方式。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教授席恒提出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托底，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制度叠加，私人计划 补充的全景式复合性制度安排设想。在延迟退休方面，他建议应采用渐进式、差异化、有弹性的延退政策。
老年服务与长期护理是必要的制度安排
随着家 庭结构的多样化，介护保险和家庭介护的合作变得愈发困难，因而地区性综合护理体系愈发重要。日本福祉大学教授野口定久聚焦日本的生活保障与面向老年人的服 务业，介绍了生活保障的现金给付、社区福利的内容、社区服务供给的主体构成、社区中网络支持系统、护理机器人的开发与利用四个方面的发展近况。韩国高丽大 学行政学科副教授崔荣骏认为韩国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制度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服务满意度很高；在财政 方面因采取了活用部分国民健康保险基金的方式，减少了财政的负担和国民的反感程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社会福祉学科助理教授李承润从老年护理、老年人社会活 动及职位支持事业、居家服务、老年人居住福利设施、贫困老人的食品救助五个视角全面介绍了韩国老年人服务体系，指出韩国随着老年人福利服务多样性的扩大， 有必要注意重复受益的情况。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聚焦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进展，他认为，中国对护理保险制度的需求具有紧迫性，已受到广泛关注，但 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安排。目前，长期护理在学界、政府、专业团体中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面临着模式选择、企业负担重、相关配套欠 缺的问题，这些因素影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建定探讨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主体，他指出， 当前的政策中还没有高度认同养老服务体系是一种共同责任，现代居家养老服务的根本特征是政府责任的引入，应构建起家庭、社会与政府责任共担的理念。
临终关怀与殡葬服务作为以往被忽略的老年保障领域，在这次会议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沈洁关注日本临终关怀和精神慰藉的研 究，指出临终关怀中老年人医疗中的经济问题和长期护理期的医疗有效性是争论的焦点。日本将临终关怀视为长期护理的最后一个阶段，关于临终关怀政策发展经历 了对死亡的教育准备和将其纳入现有制度安排两个阶段。韩国成均馆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教授洪垌骏指出韩国临终关怀事业主要以癌症晚期患者为对象发展而来，当前 韩国开始强化临终关怀服务，逐渐在医疗保险中有所重视。另外，为了提高死亡的质量，他建议将安乐死制度化纳入临终关怀福利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
中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雷介绍了中国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的临终关怀服务处于补缺型福利服务制度安排的处境。他建议构建 人本—质量型临终关怀供给模式，推动供给总量和结构改革。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郭林介绍了中国殡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初步进展，他指出当前的殡葬文化建 设滞后，建议逐步推进节地生态安葬、逐渐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
与会者一致认为，能否妥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民生基本保障，政府需要承担起主导者的角色，但政府无法包办一切，也不应当轻易地成为家庭保障的替代者，而是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并将维护与提升家庭保障功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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