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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人寿戴皓建言养老产业改革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3-08 浏览次数:148
 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向两会提交了四份议案,第一份就是《关于实施养老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提案》。

 他在该提案中提到,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非常艰难,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非常大。因此,迫切希望政府改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和政府该持有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行改革、重组。

 多年来,“养老”话题一直是全国两会的焦点之一。

 3月8日,全国两会进入第二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向两会提交了四份议案,第一份就是《关于实施养老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提案》。

 他在该提案中提到,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非常艰难,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非常大。因此,迫切希望政府改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经营方式并存和政府该持有多少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行改革、重组。

 养老话题以外,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的另三份提案分别是《关于减轻保险行业营销员从业负担的提案》、《关于把国人在境外消费拉回国内的提案》、《关于整治居住小区违法搭建问题的提案》。

 “一年至少亏损3400万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从广大的老龄消费者的角度,在养老问题上他们普遍遇到公办养老机构“住不进”,民办养老机构“住不起”的老生常谈的问题。

 然而,政府对公办养老机构的特殊优惠和补贴政策,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对市场不断形成挤压。民营资本的出资人,一方面,摩拳擦掌准备进军正 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养老产业;另一方面,现有民营养老机构普遍运营困难,步履维艰的现状,又让民营资本因看不到投资的合理回报,望而却步。

 以武汉一家纯照料型服务机构为例,2014年服务收入仅400万元,而人员工资、水电气等能源费用和各种税费的运营成本高达1300万元,净亏损 900万元。这还不算设施投资5亿元的收益,如果按照5%的银行利率保守计算,又是2500万元的损失。综合折算下来,这家养老机构一年至少亏损3400 万元。

  作为保险业民营资本投身养老社区的先行者,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在提案中算了上面这笔帐。他认为,目前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产业非常艰难,除固定资产投 入外,人力成本、能源费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构成的运营成本也非常高。而由于市场需要培育,前期入住率不足,民营养老机构运营压力非常大。

 目前养老市场存在公办和民办两种体制。公办的养老机构由政府投资,运营上享受各种税费减免以及财政补贴。还有一些“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模式,基本上都是以不完整、不真实的成本参与市场竞争。

 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称,对公办养老机构的特殊优惠和补贴政策,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公办的养老机构价廉物美、门庭若市,民营市场化养老机构因成本高而应者寥寥。

 今年3月8日,国家十部委颁发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对民间资本投入的养老服务业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但是,民间资本的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起步阶段仍然很艰难

 “政府要改变包建、包管”

 戴皓在提案中写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我国2亿多老年人口是以低收入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上述武汉一家养老社区住了100多位老人,大多是 离退休的老专家、老学者、老干部,从观念、文化、收入三个方面看,他们肯定属于高端用户。这些用户平均每月退休工资近6000元,而该社区的平均收费在每 月5000元左右,占他们退休工资收入80%多。

 老人们觉得贵,而养老社区依然不能盈利。为什么很多老人住不起?合众人寿认为,这涉及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问题。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三大支柱、三大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分为4∶4∶2结构,40%是国家出,40%靠企业年金等,20%靠个人商业保险。

 以国际经验来说,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达到70%以上,才能保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左右。根据老年人口的状况,单靠国家投入肯定不够,发动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十分必要。

 因此,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建议实施体制改革:按照政事分离的原则,政府要改变包建、包管的职能,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和政府该持有多少 股份就多少股份的原则,对现有养老项目实行改革、重组。凡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够承担的,应按照转变政府职能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供方 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养老服务。公办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应投资那些战略性和民营企业不能操作的产业。

 “政府应把握好自己的监管角色,要从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职能中撤出,从公共服务的供应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质量监管者,由合格的社会组织去负责养老服务的具体运营,彻底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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