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支付宝在其客户端“我的保障”一栏内,更新了一个名为“扶老人险”的项目。你只需投保3元,在一年范围内,若遇到扶老人反被讹诈的情况,将得到最高2万元的赔偿,并获得法律咨询服务。对此,很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道德问题怎么可用钱来解决?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从道德角度抨击这项商业策略。尽管通过社会保障的商业化运作来“反推”实现道德义务,多少让人有一种“道德滑坡效应”的担心,但从效果来看,这或许可以提高人们大胆扶老人的几率。
也同样不必抨击企业心中暗打的“利益算盘”。这一举措对于企业来说,颇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得之义,这也无不妥。事实上,功利主义者认同“最大幸福量”的计算,如果我们通过微不足道的投保行为兑换一种道德信任、行为勇气,社会总体的良善也有可能提高,进而走向一个新的良性循环的开端。
一个无伤大雅的商业服务,就算有顺应热点的小聪明,它仍然提出了一个大命题,即“道德治理”可否绕开呼吁转而进行多元化制度尝试?就像此前不少人指出的,一些看起来是道德问题的东西,说到底都是利益问题:如果医保体系健全,大家不会围绕着一个小纠纷争吵。其实,相对健全的车辆险已经提供了范例——在保险服务健全的语境下,很少有人会愿意为一次小摩擦而在公路上争吵不休。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企业之所以设立三块钱扶老人险,这背后仍存在单一的价值判断,对老人并不公平。事实上,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分析认为,在此前的149起扶老纠纷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有32例”,这说明,在扶老人被讹事件中,有些“扶人者”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多么光彩。用商业机制解决道德问题,固然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是,其中对老人“污名化”的潜在立场,却也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