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青海地区：文化风俗与宗教

  吐蕃壁画

《宋史·吐蕃传》上说:“其国大抵吐蕃遗俗”。由于地处高寒，自然条件差，吐蕃各部经济相对落后，自给不足，因此，其社会生活也非常单调，“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醪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毡为幕，多并水为秋千戏”。在衣着方面，《宋史》曾提到吐蕃人“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妇人衣锦，服绯紫青绿”。但这应该是吐蕃贵族人家的情况，一般农牧民恐怕与吐蕃王朝时代“衣率毡韦”的状况相比，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藏文已成为通行的文宇，朱代人称之为“蕃书”、“蕃字”。但掌握文字的主要是上层贵族和僧侣。崇宁四年(1105年)，宋朝置蕃学于熙河兰徨路。纪年方面使用十二生肖。刘涣出使青唐时，确厮啰“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

吐蕃文物

佛教的广泛流行是宋代青海吐蕃民族文化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赞普达玛(达磨)灭佛后，在西藏山南一带修行的僧侣藏饶赛、约格迥和马尔释迎牟尼三人携经书法器西逃阿里，后辗转西域于闻等地到达青海东部河徨一带传法，并收当地牧童公巴饶赛为徒。后来，公巴饶赛在丹斗寺(今青海化隆境内)授徒弘法，那里便成为复兴佛教的一个中心，公巴饶赛被尊为点燃藏传佛教薪火的喇勤(大师)。10世纪晚期，卫藏地区鲁梅等10人曾到河徨一带学习佛法，并返回西藏大力弘传，西藏佛教由此复兴，藏史称此为“下路弘传”。而另将印度高僧阿底峡由西藏阿里地区肇端的佛教复兴运动称为“上路弘传”。

吐蕃文物

佛教在西藏重新崛起后，更广泛地吸纳融汇了西藏本土文化的内容，从而形成了独具西藏地域及民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与当时西藏社会内部相互隔绝，经济上缺乏内在联系，政治上分散割据的客观环境相适应，加上教法教理传承上的差异，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早期的教派主要有宁玛派(俗称红教)、噶丹派、萨边派(俗称花教)和噶举派(俗称白教)，各教派内部又有许多不同的传承和支派，尤其噶举派支系繁杂，素有“四大八小”之称。藏传佛教形成后，逐渐向整个藏区及其边缘地区传播。据藏文史籍，公元11世纪后.噶举派各支系在今青海玉树一带传教建寺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止贡噶举、巴绒噶举、周巴噶举及叶巴噶举等支派都在青南建有寺院。止贡噶举派的创始人仁钦贝(1143-1217年)便是玉树之人。巴绒噶举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直希热巴(1128--1201年)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12世纪末他两次到玉树地区讲经传教，并建有寺院(杂毛寺、毕日拉庆寺等)，影响甚大。

青唐政权统治时期。河湟吐蕃已普遍信奉佛教，且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佛教僧侣在社会中也拥有很高地位，甚至参与政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丽法无不免者”。史载董毡、木征“多与僧亲善”，阿里骨则更以佞佛而著称。当时青唐城内塔庙众多，“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由于这种背景.宋王朝在和吐蕃部落打交道时，也十分注意利用佛教来收揽人心。经略熙河时，宋廷即“放数州皆建佛寺”，著名者如岷州广仁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