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姓氏之乱

在中国古代，种姓和家族的联系，可以说是人们之间最重要的社会联系。在官位爵禄具有家族世袭和血缘继承性质的古代政治下，一些家族便逐渐强大起来。这个“强大”一方面是指政治特权的不断上升，社会势力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关系不断拓展。当国家进入“独尊儒术”的时代，文化便作为政治因素渗入了特权的内涵，也就是说，“强大”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文化的拥有。于是便形成了政治性的“文化贵族”。这些贵族当然都是以“姓氏”作为标志的。

它们又往往以姓氏的形式出现于社会人群中，久而久之，这些“形式”便积淀而成为了“内容”，也就是说某些姓氏本身就是高贵的象征。尽管在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变迁中，一些贵族衰落了，但他们使用过的“形式”即其姓氏，却仍然保留着昔日的高贵，继续以“传统”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变得强烈和顽固。炫耀家族，高尚姓氏，讲究“来源”，攀附显贵，成为时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普遍喜好和风气，甚至形成难以打破的壁垒。

《唐会要》载：“氏族者，古史官所记，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有‘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有‘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大；代北则有‘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各于其地，自尚其姓为四姓。今流俗相传，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大原王氏为五姓。盖不经之甚也。”(《唐会要》卷三族十六《氏族》)虽然“不经之甚”,但确为“流俗”所重，成为不可否认无法回避的事实。

大姓自身已具有社会“集团”的性质，而诸大姓之间，还会以各种复杂联系结为更加微妙的关系，使得集团更加社会化。而最通常面有力的钮带，则为政治上的互相援引和婚姻上的互相通好，《新唐书·儒学传》载柳芳关于氏族的议论时说：

“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民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附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着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又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优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售。”

上自天子、公卿，下至底层士人，无不讲究姓氏，朝廷的择官用人也受此影响。而各地大姓自有好尚，形成特殊的“氏族文化”，有其自则。对国家政治和社会风俗无疑具有巨大影响力。柳芳又说：“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伦。……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新唐则青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附)

因此，柳芳提出：“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

在古代，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族规大于国法，一个地区同一个姓代表一个族群。姓氏也不像今天这样，只是一个名字的前缀，有些人还随意改姓。真是时代不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