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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倡导族学,逐渐认识到教育普及的重要性,同时提高族人文化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5-21 浏览次数:578
 在封建社会,公共教育不发达,族学特别是其中的蒙学,对普及教育,尤其是对贫穷族人的文化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性,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族学最大的获益者是族内的绅士,他们的子弟是族学主要的教育对象。绅士阶层通过兴办族学进一步对所在乡族实行社会控制,使自己成为宗族聚落的支配者。宗族组织出于敬宗收族、凝聚族众的需求,逐渐认识到保证族人生活与对族人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族人文化素质,才可以科考入仕,提高社会地位;宗族的强盛离不开绅士的领导与支持。

而赈济与赡养族人,可以维持贫穷族人生计,缓和贫富矛盾,使族人不至于铤而走险,这也是维护宗族声誉、提高社会地位的措施。养与教如车之双轮,是宗族存在与发展的必备条件。宗族办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宗族的强盛。宗祠为办学所做出的努力,考虑的是整个宗族未来的声望及前景,颇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因而,各族在祠规、族法上都明文规定了倡学、读书、明理,尤其是在教育上要舍得投资。包括对乡试、殿试的路费的补贴,对入泮、补廪、登科者的奖励。兴办族学、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的条文,几乎在每个宗族的家训祠规中都可见到。

族学管理较为严格,宗族制定了有关规定,如重师范、选才俊、慎司事、严考课、藏书籍、习威仪、戒庞杂、别贫富、禁外务、惩腐败等。族田的助学,主要用于延请教师,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奖励优秀学生和赞助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清代奉行以宗族制度推行孝治的政策,族学便成为宗族制度的内容之一。雍正皇帝解释康熙帝“上谕十六条”的《圣谕广训》时指出“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宗谱以联疏远。”这是人民“笃宗族”的具体措施。把设家塾作为与立宗祠、置义田、修宗谱平列的笃宗族手段,如此重视族学,前所未有。

清政府将族学作为义产,予以倡导并加以保护,在旌表乐善好施的政策中,设家塾被视为义行,也会受到旌表。族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族田。清朝保护族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维护族学的经济基础。清代族学的设置年代,主要是乾隆到光绪时期,与清代宗族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地区分布上,均较宋、元、明有了很大发展。它既是宋、明以来族学发展的继续,又是清代社会的特殊产物。族学的设置与义庄、义田的设置同步,族学是亦庄的一部分,族学是以族田为基础的。

宗族学校,多设于宗祠内,一般称为义学、义塾家塾,其类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初级蒙馆,主要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另一种是为了从事学问和应付科举考试而设的。在宗族倡学这一特点上,以徽州人最具典型。微州人以读书为要务,保留中原衣冠的文化底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是他们人生价值的首要选择。当地的很多村落都建有书院,有的就设于宗祠内。在封建科举时期,学童考入县学称“生员”,这一过程叫“入泮;考入州称“廪生”;州县招生员,这一部分生员称为“增生”,如应试得中的话,则称为“登科”。

若中登科,赏银会瞬间涨至很高。若再考取第一等的甲第,赏银就又要翻番了。这些方式手段,有效地激励了族学的繁盛,为徽州各地诗礼传家、发展教育提供了可持续性的支持。徽州宗族祠产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族学,个人捐资助学或者办学,一般都由宗祠进行管理。古代徽州村落以读书为上、崇尚知识的风俗,使徽州走出了大量的政治和学术名流。历史上,“ー门九进士”“同胞两翰林”“父子尚书”“弟兄翰林”等比比皆是。

衣锦还乡的族人再回宗祠来祭拜祖宗,自然会让宗族祠堂得以发展壮大,进入到良性循环状态。赣南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部分贫寒而有培养前途的子弟深造;从宗族祭田的费用中划拨出“学谷”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古时,各宗族在县、州、府城修建有宗族宗祠,还为应试的学子们提供旅途住宿之便。孤寂严整的祠庙,因游学的书生和考试的学子而具有了生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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